杨善洲在油毛毡窝棚办公长达九年半。

一把粗谷糠

26岁起担任县级干部，39岁担任地委副书记，50岁起担任地委书记，无论在什么岗位上，杨善洲都始终坚持“干工作不是做给上级看的，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”。为人民办实事、办好事、解难事，是为官的职责所在。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，云南省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一辈子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，尽心竭力为老百姓干实事、办好事。老百姓亲切称他为“草鞋书记”“泥腿书记”。

40年前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像星星之火，短短几年就从局部地区扩展至全国各个省份，初步解决了一直困扰我国的吃饭问题。然而，云南保山在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初期，由于土壤贫瘠、耕作方式落后、农田水利设施薄弱等，农业产量低下，还处于“一人种三亩，三亩不够吃”的缺粮状态。1977年，刚走上保山地委书记岗位的杨善洲便展开调研，以摸清保山缺粮的情况。

1977年5月的一天，杨善洲带着工作人员苏加祥到地处保山坝区的金鸡公社走访调查。他每到一户人家都会详细询问、记录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，走了几户之后，杨善洲发现老百姓没有反映真实情况，家家都说自家还有粮食。杨善洲就对苏加祥说：“小苏，到农户家别介绍我是地委书记，不然老百姓有顾虑。”就这样，杨善洲后来又去到一户人家，这次他直接走进灶房打开米缸来看，米缸是空的，旁边有一个两尺高的罐子，摇一摇，里面好像有半罐子粮食，他伸手抓出一把来想仔细看看，没等杨善洲开口，苏加祥就脱口而出：“杨书记，这东西能吃吗？”原来这是一把粗谷糠。老乡一听是杨书记就急忙解释：“杨书记，我们只是拿来跟玉米面掺着吃，省点粮食。等过两个月稻谷就可以收割了嘛！”

一连数日的调研，杨善洲了解到整个保山在稻谷成熟前的两三个月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户就已经没有粮食吃了。“一把粗谷糠”令杨善洲万分惭愧，也让他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改变缺粮的现状。他对地委领导班子说：“我们是党的干部，如果让老百姓饿肚子，我们就失职了！”

面对保山缺粮的问题，杨善洲心里明白只有通过改革、除旧立新才能破解。于是他带头上阵，与地委班子带领全区各族人民，坚持每年冬春都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，每天上阵的劳动力占到农村总劳力的60%以上。如今，保山地区几个县（市、区）的坝子，到处河道畅通、沟渠纵横、田块整齐，这无不凝聚着杨善洲当年的心血和汗水。

为引导群众改变传统种植模式，推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，杨善洲带头转变观念，先行先试，在施甸县保场乡种了半亩粳稻试验田，试验“三岔九垄”插秧法，使亩产提高了三四百斤。他常年坚持跑田间地头，亲自给群众示范推广。1978年至1981年，保山的水稻单产在全省一直排名第一。1980年，全国农业会议在保山召开，保山获得“滇西粮仓”的美誉，杨善洲则被人们称作“粮书记”。

一座荒山

1988年3月8日，寂静的大亮山被一阵马队驼铃声打破，戴着一顶竹叶帽，走在队伍最前面的，是两天前刚从保山地委退休的杨善洲老书记，他后面跟着16个人，他们是大亮山国社联营林场的第一批职工。从此，一顶竹叶帽、一件蓑衣、一把锄头、一间窝棚、一堆篝火，伴随着杨善洲的桑梓岁月。

“好一个大亮山，半年雨水半年霜；前面烤着栗炭火，后面积起马牙霜。”上山第一天，恶劣的天气就给杨善洲和职工们来了一个下马威。3月9日凌晨4点钟左右，大亮山突然刮起了大风，风越来越大，断断续续听到离帐篷不远处传来狼的嚎叫声，大家从里面死死拽住帐篷。可风太大，拽不住，过了一会儿狂风就把帐篷吹翻了，炊事用具也被吹得不见了踪影。紧接着下起了暴雨，“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！”好不容易熬到天亮，大伙七嘴八舌议论起来，有的说这不是人待的地方，有的说把我送回原单位吧，有的说就是不发工资也不会来受这个罪……看看大家垂头丧气的样子，杨善洲郑重地说：“不要怕，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风沙，还不是因为没有遮风挡雨的树啊？我们是林业工人，是来种树的，只要种下一棵树，山就会绿一小块，种下几棵树，就会绿一小片，我就不信这山绿不起来。等到树长大了，山绿了，风沙就会越来越小。”杨善洲的决心感动了职工们，大家都留了下来。

一边造林，一边建房，一边修路，一边架电……山里风大，雨多，潮湿，杨善洲就把砖瓦房让给其他职工住，自己坚持住在油毛毡窝棚长达9年半。没有肥料，大家提着粪箕到村寨路上捡拾牛马猪粪作底肥；没有资金，杨善洲多次到省、市相关部门跑项目，甚至是提着麻袋到集市上捡别人扔掉的果核育苗……终于，杨善洲带领大家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。当大亮山80座大山头、172座小山头群山披绿，杨善洲却将价值3亿元的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，并谢绝了当地政府的奖励。

有人问杨善洲，放着好日子不过，何必自讨苦吃？他说：“入党时我们都向党宣过誓，只要生命不结束，服务人民不停止，现在任务还没完成，我怎么能歇下来？如果说共产党人有职业病，这个病就是‘自讨苦吃’。”

作为党员，杨善洲的“清贫”为的是人民群众的“富足”，杨善洲的“苦”是为了更多人的“甜”，这一贫一富，一苦一甜之间，掂量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分量。

一张审批表

“大家都去吃居民粮了，谁来种庄稼？身为领导干部，我应该带个好头。我相信我们的农村能建设好，我们全家都乐意和8亿农民同甘共苦建设家乡。”

1978年，上级组织部门有个通知，杨善洲在农村的妻子、母亲、不满16岁的子女可以转为城市户口。可当组织部门把干部农村家属迁往城镇落户申请审批表给了他以后，他却转手塞进了抽屉。于是，这张空白的表格成了杨善洲压箱底的珍藏；而他的老伴和大女儿一家一直在农村老家当着普通的农民。

其实，早在1964年，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，组织上就提出要把他爱人转为城镇户口，他谢绝了。

保山民谣云：“家乡有个小石匠，当官退休福不享，钻进山沟沟，窝棚避暑寒，荒山变绿洲，忠魂松做伴，不图名和利，两袖清风尘不染，图什么？图，图，福一方。”做官先做人，做人德为先。杨善洲担任领导职务30多年，无论在什么岗位上，杨善洲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看作一种天大的责任，把为人民谋利益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，以无声无私的行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。

除了这张审批表，他的无私无处不在，他的3个女儿从未沾他的光吃过一顿饭、坐过一次公车、办过一件事。老家的房子漏雨了，没钱修补，他就寄了30元钱回去，让先买几个盆盆罐罐接雨水。

他在拒绝为人开后门时说：“我手中的权力，是党和人民赋予的，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，而不能用来为‘人民币’服务。”“滥用职权对党在群众心中的形象伤害最大，最容易伤到老百姓的心，共产党人什么困难都不怕，就怕脱离群众，失掉民心。”他甘于清贫、艰苦奋斗、大公无私，从不心浮气躁、追名逐利，不在乎地位高低、个人得失，对上街捡果核、上路拾畜粪，乃至于把价值3亿多元的林场经营管理权交给国家，都看得十分平常、自然。他穷尽一生书写为民情怀，把满山翠绿留给了他深爱的人民，临终前还留下“不请客、不接礼、不铺张、不浪费”的遗言，真正做到了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”。

（作者单位：杨善洲干部学院；来源：中国组织人事报）